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处在自然规律的支配之下。但自从第一次制造工具并学会使用火的那一刻起，人类就开始走在了持续摆脱大自然生物束缚的道路上。

千里听音、力大无穷、不死之身、翱翔天际、深入大洋……各种神话中无需借助外物就能实现的功能正是过去的人类关于摆脱身体规律和自然束缚的美好幻想，也是关于“超人”的最初梦想。

时至今日，我们意识到，幻想只能是幻想，科技的进步，包括植入技术、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脑控科技、可穿戴等新技术才是解决问题的现实工具。

可穿戴外骨骼装备让我们拥有超越常人的力量，还可以让瘫痪病人重新站起来；体内植入设备让我们实现刷门禁、购物支付、健康监测、自动给药等多种功能；脑控科技可以让我们用思维与他人交流或控制某种设备……

毫无疑问，各种技术的突破与成熟，将让人类得以最大限度地认识、改变和增强自己，而与之相关的“超人主义”、“超人革命”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提及。

1．什么是超人主义

超人主义（transhumanism）是指“断定可以并值得应用理性（科技）根本改进人类自身条件的智力和文化运动，特别是要开发和制造各种广泛可用的技术来消除衰老问题，极大地增进人的智力、生理和心理能力”。

在16世纪到18世纪，出现了类似于超人主义的想法。1923年，英国遗传学家J·B·S·霍尔丹发表了论文《代达罗斯：科学与未来》，探讨科学技术研究如何影响社会和改善人们的生活，推动了超人主义的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该理论发生了一些趋势方向的改变，从而造就了今天的超人主义。

超人主义其实是一种思考未来的方式，许多研究者希望能够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以减少贫困、疾病、残疾，改善我们生活质量，改进人类的生存条件。

超人主义研究者也意识到科技可能会带来一些未知的风险。因此，研究者认为，为人类的进步和改善人类生存条件，必须保留一个完美的道德规范，而且这是可行的。

2．新技术的应用

当前，众多新技术都在围绕更强大的力量、更有效的治疗、更灵敏的感知、更便捷的交互等方面着力。但对于这些技术，使用“增强人类”这一概念似乎更为合适。

在神经可塑性方面，很多研究都在致力于通过神经可塑性，重新建立大脑神经元的联系，进而恢复或增强大脑功能。例如，美国脑科学设备公司Wicab将舌头作为大脑识别的理想界面，利用设备让失明患者用舌头“看见”东西。

在植入技术领域，瑞典目前已经有4000多人使用植入芯片，通过近场通讯技术可以用作门禁卡、买票坐车、听音乐会、交换个人社交信息。

在人机融合，特别是脑机接口领域，很多国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已经可以实现虚拟打字、操控轮椅、遥控电视、控制无人机等行为。人工智能技术则将进一步推动脑机接口技术的快速发展，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与康复方式将更加多样化。马斯克创建的Neuralink、在线支付公司Braintree的创始人Bryan Johnson投资的Kernel都是该领域的典型创业公司。

在军事领域，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局（DARPA）认为人类“是防御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并已经开展了多项超人主义技术的研究，如允许人类将植物物质转化为葡萄糖；通过光学植入物，检测潜在威胁；甚至是让人类像蜥蜴一样紧紧抓住平滑墙壁表面的研究。此外，DARPA正在进行下一代非侵入性神经科技项目（N3），将资助研究非侵入式的人机接口，无需接线或植入就能在用户大脑和外部机器之间传输高保真信号。

3．如何应对已经到来的超人革命

面对超人主义，社会的争议与分歧也很大，这当中既有对技术成熟度本身的担忧，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伦理和社会公平方面的挑战。这正是近期贺建奎团队“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受到全球广泛关注和众多质疑的根本原因。

超人革命可以解决很多个体的健康问题，但也可能带来很大的社会风险。

一些观察家和经济学家就指出，超人主义运动将扩大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由于超人主义技术是昂贵的，并且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那些有钱人可能会比普通人更快一步占据有利位置。

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生前就曾表示，掌握社会资源的富人将有能力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进行后代的“改造”，创造出更聪明、更健康、更长寿的超级人类。而这很可能带来的不公平，不管是监管者，还是技术开发者都需要高度审慎面对的问题。

毕竟，科技不是“万能药”，科技也需要被约束，否则就是打开的潘多拉魔盒。